上海浙江中路137弄1号是一幢五层楼旧房。底层是一家老字号的珍珠泉浴室。楼上在解放前曾有个“富川商号”，为四川商人在沪上开设，主要业务是采购上海商品运往四川销售。每天都有经纪人来此洽谈生意，俨然是一个小小的市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50多年前，中共设在上海的地下经济机构———华益公司，最先就是在这幢楼里开张的。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四川籍共产党员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卿。

奉党的命令“下海”

肖林，原名肖本仁，四川江津县人。他中学尚未念完，就因“共党嫌疑”被校方勒令退学。先后在合川、万县、泸县等地小学任教。1936年起进入私营民生实业公司工作；同年在重庆参加救国会，并组织进步团体“人力社”，出版《人力周刊》，积极宣传抗日。“肖林”便是他常用的笔名。1939年，这位“共产党嫌疑”分子真的成了中共党员。

1941年3月，肖林见到了周恩来。

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日常开支，一靠国民党政府拨发的军饷，二靠宋庆龄等友好人士的支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拨款事实上已不能保证。随着物价上涨，开支不断增加，为了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已是势在必行。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周恩来当年的话语至今仍是那样清晰：“党的活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要有一定的经费开支。经费来源不能光靠拨款和支援，还得自己去开辟新路。当然，我们这里不能以延安的办法开荒种地、纺纱织布，而是要根据国统区的条件，开展我们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又有秘密的一面，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是不公开的。做生意就是要嫌钱，不要怕别人说你惟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绝不能误事。”最后，周恩来一锤定音：此项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负责指挥，由肖林专职经营。

1941年4月，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县开张，肖林出任经理，重庆设立分号，宜昌附近的三斗坪号另设办事处。其主要业务是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商品。1944年，恒源字号发展为大生公司，经营商品又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药等种类。

曾经活跃于重庆报刊上的肖林，一变而成为生意人，周围的朋友很不理解，时有冷言冷语：“什么不好干，非要去干投机买卖！”肖林听了一笑置之。他无法解释，也无需解释，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是红岩村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员。

急赴大上海

1946年5月初，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面容消瘦的中年人走进了重庆林森路肖林的家。

“老肖，你准备一下，要离开重庆了。”来人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主任钱之光。

“干什么？”当时已担任大生公司经理的肖林忙问。

“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回南京，我党代表团也要到南京去，我们搞经济的同志也该转移阵地了。你先去上海摸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在南京碰头。”

钱之光告诉肖林，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商议决定，把公司办到上海去，由肖林和王敏卿负责。形势虽有变化，但地下经济工作的原则不变：“一是要赚钱，二是随要随付。”

肖林到上海，通过四川同乡的介绍，在珍珠泉浴室楼上的富川商行租住了房子，作为新的贸易公司的营业处。公司取名为“华益”，寓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华益公司办妥手续，取得合法经营权，于1946年8月正式开业。总公司设在上海，肖林任经理，重庆设分公司，王敏卿任经理。而后又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年10月，王敏卿也来到上海，协助肖林工作。

暗运黄金货币

华益公司一开张，便从上海采购了大批日用工业品，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谁先到货，谁就赚钱。肖林利用他在运输界的关系，捷足先登，获利颇多。

当时，山东解放区也在上海设有隐蔽的经济机构，将山东运来的花生油、粉丝、水果等委托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解放区需要的布匹、药品等物资。而随船运到上海的黄金、美钞和一部分法币，却悄悄转送华益公司，由肖林负责处理。

原来，在山东解放区特定的经济制度下，缴获到手的黄金、美钞并无多大用处，法币更被人视若废纸。正在胶东组织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同志则认为，此地或为弃物，彼地即成宝物。“运到上海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其时，中共代表团正在上海积极开展工作，亟需大笔活动经费。经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与山东解放区工商局秘密约定，一项暗运货币的计划便付诸实施了。

为了遮人耳目，黄金被装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到上海后才悄悄取出。美钞交予华益公司暂存备用，法币由肖林转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黄金的处理稍微有些麻烦，因从山东运来的黄金，大都是一两一个的小元宝，有的还盖有“烟台”字样，在市面上交易容易引起警方的注意。于是，肖林找到了专做黄金生意的经纪人尤敏生，把那些小元宝改铸上海通行的10两金条。

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撤退时，尚有三千多两黄金来不及转移。当时国民党军警已进驻周公馆，为了不让敌特发现这批黄金，身兼财务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当即决定，办事处成员每人套上马夹和腰袋，内装金条若干，随身带走。已过花甲之年的董必武以身作则，腰间也裹上了沉甸甸的金条。

巧寻“保护伞”

华益公司与山东的业务往来，出人意料地顺利。其间，有一个国民党将领无意中作了华益公司的“保护伞”。1946年，一家取名为“中兴”的公司在山东青岛开张营业。这家公司的后台老板，是驻守青岛的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他选了自己前妻的表弟王肇昌出任经理。说来也巧，这个来自重庆的王肇昌正是王敏卿的哥哥。

听说王敏卿和丈夫也在上海开公司，王肇昌专程赶赴上海，提出与华益公司联手合作，贩运山东的棉纱到上海抛售。肖林夫妇欣然同意，他们正需要利用这家有着军方背景的特殊公司。于是，“华益”在青岛设了分公司，王肇昌兼任经理，“中兴”也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肖林兼任经理。

中兴公司当然是个“官倒”公司。原来李弥在青岛负责接收日伪财产时，捞了一把，用这笔资金开了中兴公司。他是当地驻军，什么办法没有？他们可以用很低的官价从中纺公司购进棉纱，然后委托“华益”在上海按市价出售，这一进一出的差价至少有30%-40%。得到的利润，双方按投资比例分成，当时棉纱价格不断上涨，钱真是赚了不少。

中兴公司运往上海的棉纱是通过水路运输的。有一次，货物还未上船，就被青岛国民党政府扣留了，理由是发现有“投机倒把”嫌疑。王肇昌赶紧去找李弥，结果由当地驻军出面交涉，很快便解禁放行。从此以后，凡“中兴”运往上海的货物再也没有遇到麻烦。

金库的钱用在何处

肖林夫妇自“下海”始，就切断了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周公馆撤离后，他们只跟刘晓一人保持单线联络。这样，即使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肖林夫妇的真实身份也不会暴露。这是党组织的特殊安排。因为肖林夫妇掌握着地下金库的钥匙，他们的安全就是金库的安全。值得庆幸的是，华益公司在上海的3年中，国民党特务始终没有发觉近在眼皮底下、并且十分兴旺的中共经贸活动。

华益公司赚来的钱，都用在哪些方面呢？众烈士的家属，需要抚恤；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需要补助；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一些处境窘迫的知名人士，也需要地下党组织给予照顾。1948年下半年起，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进展，中共中央已在筹备建国事宜。不断有民主人士从上海启程，转道香港，秘密前往大连，最后抵达解放了的北平。这一笔又一笔的路费，都要由党的地下金库来支付。

提取钱款的指令，有许多是从香港直接发出，用的就是那套只有肖林、刘恕才能看懂的密码。一接到这类特殊电报，就要按照指定地点，将钱款或支票如数送去，不能有误。神秘的送款人，往往是一位衣饰华丽的妇女，身后跟着一个17岁的小伙子。他们就是王敏卿和公司的年轻会计王凤祥。

地下金库存了多少钱

1949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随着北方各大城市的相继解放，党的经济来源有了更多的保障，华益公司的使命事实上已经结束，上海除留下少量供日常开支的经费外，所有的流动资金全部都调往香港。

正当肖林、王敏卿准备前往香港时，人民解放军已越过长江天堑，占领了南京。肖林当即取消原定计划，和上海人民一道迎接解放。肖林进入军管会轻工业处穿上了军装，奉命接管国民党办的中纺公司，开始了保卫、建设新生政权的艰巨斗争。肖林等肩负特殊使命的“老板”，共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并没有明确统计。只知道，当“华益”等地下经济机构宣告结束时，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万美元。

肖林夫妇经手过那么多黄金、美元，难道就没有为个人留下一点什么吗？从“三反”运动起，这个问题便引起了某些人的兴趣。“文革”一开始，肖林的家更是成了查抄金银珠宝的“重点战场”。可是，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唯一的“战果”只是从解放前保留下来的三块银元，不免让那些造反派大失所望。

肖林夫妇解放后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肖林日常使用的那张写字台，也是用了五十多年的旧物。正如王敏卿所说：“我们什么样的钱没见过？那时候，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虽说都是在经商，我们跟中兴公司那些人不一样。我们是在为党挣钱。”

这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经济工作干部，他们为党筹集、掌管着数以亿计的资金，却依然是两袖清风，一生清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