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字福昌，又名龚鹤村，1901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6月，龚楚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赴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同年冬，龚楚参与建立国民党乐昌县党部，被选为县党部执委和监察委员。翌年夏天，任乐昌县农民自卫军指挥官。

1927年宁汉分裂后，龚楚于5月初率领乐昌农军500余人抵达韶关，与北江工农军汇合，共1100多人，组成“北江工农讨逆军”，龚任总指挥，前往武汉参加讨伐蒋介石。部队抵达湘南耒阳被改编为第十三军补充团，龚楚任团长。7月中旬，龚楚把部队拉到江西，于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补充团大部分被编入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三营，龚楚任该营指导员。不久，中共中央调龚楚往长沙领导秋收起义，因途中被敌军袭击，被迫转赴香港与地下党联络。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一部举行宜章暴动，把宜章的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龚楚任党代表。4月28日，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5月4日在砻市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成立红四军。龚楚任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兼十师二十九团党代表，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红四军前委三人小组”。当时，中共中央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把红四军称为“朱毛龚”。此后，龚楚参加了井冈山反击国民党军队“进剿”和“会剿”作战。11月，龚楚奉命赴长沙恢复重建市委，途中因遭到国民党军袭击，被中共广东省委调至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参与举办《正义报》、《香港日报》，办兵运训练班。

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的政府里任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主要参与策动俞作柏、李明瑞进行百色起义。

百色起义后，成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1930年11月7日，红七军7000多人集中在河池举行整编大会，整编后的红七军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师。龚楚继续担任参谋长，同时兼战斗力最强的十九师师长，政委为邓小平。

由于龚楚熟知井冈山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在红七军的建军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31年1月，红七军进入湘南，经宜章县开进广东乳源县梅花墟，试图建立根据地，以便与江西中央苏区联成一片。从连州方面追击红七军的国民党粤军陈济堂部尾后追来，和湖南宜章赶来的湘军十九师由老坪石方向经西仙桥直奔梅花墟，以两倍的兵力，联合围击红七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七军损失惨重。龚楚臀部也负了伤。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更严重的伤亡，红七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4月，龚楚转到上海治疗。8月，离沪抵达香港，转道中央苏区。

龚楚进入中央苏区后，被派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两个月后，又接任红十二军参谋长。到职仅7天，因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又被调往江西会昌，接任老部队红七军军长。参加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如赣州战役、水口战役等。

1932年底，龚楚因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撤销军长的职务，先后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独立第二十二师师长兼政委、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接连不断的清算，甚至杀到了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父母叔伯都被捕、清算，家中房屋财产全被没收。龚楚对这种滥杀政策表示异议，在5月下旬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受到严厉批评教育，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的龚楚，为此对革命产生了怀疑，这也是他日后叛变的最主要动因之一。

1934年4月中旬，因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楚被调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9月5日，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龚楚任司令员，一个月后改任参谋长，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并严格督促该军区第六十五团采取积极行动，向龙布、长河一带开展游击战，消灭这一带的土匪和粤军。9月21日，龚楚向朱德、周恩来、项英报告了打击和消灭敌人的部署。随后，将各县区军事部改组为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活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任主任。22日，中革军委宣布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红二十四师，红十军，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1935年初，国民党军队加紧对留在中央苏区红军的“清剿”，企图将中共中央分局等机关及红军部队封锁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一举消灭，形势日益严重。2月，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来急电，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分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红军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分9路突围，其中龚楚率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约9个连，经赣粤边之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军长征在湘江战役中失散的红三十四师人员，并在该地区开辟游击区。尔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领1200人的队伍，避开敌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三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和收容红三十四师失散队伍。

1935年，龚楚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在反“围剿”过程中，不仅损失惨重，和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国民党当局在军事“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以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

龚楚经不起失败、艰苦、生死的考验，感到前途渺茫，对革命失去信心，加之国民党的引诱，打算叛变投敌。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酣睡之际，半夜三更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

龚楚回乡后不久，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一军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由于龚楚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还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是当年若干叛徒中职位最高者，于是人们送他一个称号———“红军第一叛将”。

龚楚叛变后，即与国民党军狼狈为奸，丧心病狂地对红军、游击队、中共地方干部、打入敌军内部的中共地下人士进行了清剿，使之遭受重大损失或严重威胁。

10月13日，龚楚带领国民党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先与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阵，然后冒充湘南红军来找地方组织。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听说老首长龚楚来了，赶紧派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与之联系。何长林在龚楚的诱使下当即叛变。为抓捕项英、陈毅，龚楚以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为名，写了一封信给项英、陈毅，并由何长林在上面签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项英见信大喜过望，马上想和龚楚见面。而陈毅对此感到非常怀疑，因为龚楚自恃资格老，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便目中无人。现在怎么突然谦虚起来，要他们去“加强领导”？遂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龚楚基于项英、陈毅没有回复，担心夜长梦多，决意先下手为强，先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遂在龙狮石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诱入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游击队员投降。游击队员奋起反抗，除贺敏学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八九人带伤冲出会场外，其余50余人壮烈牺牲。这也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10月20日，龚楚又带领粤军“抄剿”项英、陈毅的驻地。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红军侦察员吴少华等，遂要吴少华带路去见项英、陈毅。好在吴少华识破了龚楚阴谋，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才得以迅速转移，躲过一劫。

10月底，龚楚引导国民党3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湘粤赣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当场殉国，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中共湘粤赣特委委员蔡会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抗日战争爆发后，龚楚在五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日军侵犯广东时，任第七战区第一纵队抗日游击司令，在从化木壳岭与日军激战，保卫了韶州。1942年后历任第四战区第四十六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龚楚曾任国民党徐州市市长，不久去职返回广东。1946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北江，龚楚带领保安团逃到乐昌县瑶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劝龚楚投诚。龚楚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得已于11月率残部下山向他曾经的手下林彪所部投降。12月，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任广东省长叶剑英经请示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策反国民党军海南守将、龚楚的同乡薛岳。龚楚满口答应，但到香港后，担心“回去后决没有好果子吃”而滞留在香港，没有去劝降薛岳。

龚楚在香港期间，曾应邀赴台湾谒见蒋介石。蒋介石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大陆。但龚楚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而未为所动，决定从此脱离政治漩涡，并改名龚松庵，返香港兴办实业。龚楚在香港一呆就是40余年。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犯罪行为的公告后，年近90的龚楚闻讯后萌发了回乡的念头。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把此事向上报告，并请示以何种规格接待、今后如何与之来往等。统战部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依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

1990年9月13日晚，龚楚与夫人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在乐昌县委统战部、县府办、侨务办和长来镇领导举办的接风宴上，龚楚递上3封早已准备好的分别寄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书信，委托代为寄发。3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向他旧时的同事问候和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同时，以龚楚的名义发电报给邓小平，报告他已从香港回乡的快讯。

邓小平在北京给龚楚打电话时，几近双目失明的龚楚握着听筒，听着邓小平的问候，老泪纵横。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县长来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