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11月5日，陈璧君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的陈姓华商家。其父陈耕基，原籍广东新会，与梁启超同乡；其母卫月朗，原籍广东番禺。年轻时，陈耕基携妻闯荡南洋，成为当地富有的橡胶商和体面的绅士。陈璧君生长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接受的中英文教育都很完备。“绝对清洁，但不齐整。爱好天然，不事装饰，除去爽身粉外，一生未涂过脂粉。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好听优美的音乐，但是不懂。好看新、旧、中、外的画，但自己一条直线都画不出来”，这就是陈璧君的自我描述。

在华商中，陈耕基对政治较为超然；卫月朗识大体，明大义。青少年时期，陈璧君颇得母亲真传，有主见，也有胆魄，比一般女生更有思想和决断力。

1907年，陈璧君16岁，在槟城同盟会会长陈世荣家莎兰园，她见到年方二十四的革命才子汪精卫。汪是典型的美男子，胡适就曾说过，他若是女人就一定要嫁汪精卫，此话并非戏言。陈璧君情窦初开，对汪一见倾心。为了能常常见到汪精卫，与他共效于飞，陈璧君脑海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远赴东瀛留学，加入同盟会。陈璧君的心思汪精卫洞若观火，有意回避——汪精卫是有妇之夫，与家乡的刘姓女子结缡数年，虽在异域他乡奔波数载，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毕竟那道无形的“纸铐”没有解除。汪精卫旅日期间，因在《民报》上宣传民族革命触怒清廷，他担心牵连刘氏，去信表示“彼此夙无爱情，不宜再生纠葛”。偏偏刘氏是个难得的烈性女子，对夫君忠贞不渝，拒绝离婚，托人郑重其事地转告汪精卫，她决定终身守节，好女不事二夫，因此这段婚姻依然悬而未断。

于是，汪精卫对陈璧君的爱慕作了冷处理，不告而别，避免节外生枝。但陈璧君天性执拗，且不管汪精卫同不同意，先把父母争取过来，变成自己的同盟军。陈耕基听说女儿爱上了有妇之夫，颇为不悦，苦口婆心解释：嫁革命党人，做寡妇的机会很大，过安生日子的可能性却很小。何况陈璧君已与表兄梁宇皋订婚，岂能说悔婚就悔婚，这成何体统！母亲卫月朗却通情达理，她看到女儿茶饭不思，身形日益消瘦，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由她亲自陪同陈璧君前往新加坡，探明汪精卫的心思后再作计较。

陈氏母女到了新加坡，孙中山特意为她们接风洗尘。年过半百的卫月朗亲睹了一代伟人的风采，亲耳聆听了三民主义主张和创建共和的远景描绘，心驰神往，似乎全然忘记了到新加坡来的初衷，不仅允许女儿去日本留学，她本人也要加入同盟会。

1908年，陈璧君赴东瀛寻梦，“心旌耀耀，一如辅翼凌空，翔飞万里”，她的豪情是那个时代狂飙激进者所特有的。陈璧君乘船抵达东京后，很快结识了同盟会的大批革命志士。

1910年，汪精卫决意亲赴北京刺杀清政府摄政王载沣，以回击外界对同盟会高级干部的质疑。（认为他们是怕死鬼，只知怂恿别人流血革命，自己却躲在幕后唱高调。）陈璧君毅然与之同行。当时行动经费奇绌，筹措甚难，卫月朗不惜典质衣服、首饰，给他们提供川资。

由于细节上的疏漏，汪精卫和黄复生的刺杀行动尚未实施，就泄露了行藏。警察顺藤摸瓜，捕获了二人，并打入死牢。清廷将革命党人“明正典刑，以儆效尤”乃是一贯的做法，但汪精卫和黄复生意外地遇到了一位善主——肃亲王善耆。当革命党刺杀成风、起义不断时，善耆曾说过以下颇具见地的话：“革命党人，早已甘心鼎镬，不畏一死，酷刑重罚，决难禁止其谋。为今之计，只宜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宣统三年（1910年）春，善耆细阅汪精卫的供词之后，慨叹“其才出色，其志可悲”， “与其杀掉，莫若令其改变志向，为国尽瘁”。经善耆力争，汪精卫和黄复生幸免一死，仅被判处终身监禁。自有大清律例以来，这是破天荒头一遭。

汪精卫与黄复生入狱之后，陈璧君竭力营救。一天晚上，陈买通狱卒，给汪精卫传递了一封情书：“四哥如面：千里重来，固同志之情，亦儿女之情也。妹之爱兄，已非一日，天荒地老，此情不渝。但此生已无望于同衾，但望死后得同穴，于愿已足。赐我婚约，以为他年作君家妇之证。忍死须臾以待之，其当字覆许我也。”署名“冰如”。生死未卜之际，汪精卫被陈璧君的挚爱感动，乃步清初顾贞观寄吴兆骞之《金缕曲》原韵，填词一阙，赠陈璧君：“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续，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顾、吴是云天高义，汪、陈是江海深情，都有令人心折处。在这阙词后，汪精卫还另书五字——“勿留京贾祸”，表达了他的殷殷关爱。在回信中，受到鼓舞的陈璧君彻底表明了心迹：“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汪精卫自料必死无疑，有约如此，理应遵行不悖。他咬破手指，写了一个红红的“诺”字，认同了陈璧君的方案。对此，曾有高人指出，陈璧君耍了心计，用情用得狡黠。这太扯淡了，生死关头，谁还会打这种小算盘呢？

1911年10月10日，十八星战旗插上武昌城头。不久，清廷覆灭，汪精卫出狱，成为全国景仰的大英雄。陈、汪二人聚首上海。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就在这个月，汪精卫和蔡元培发表《告别京津同胞书》，汪离京返沪，正式宣布和陈璧君结婚。4月下旬，两人在广州正式举行婚礼，陈璧君的伴娘是何香凝。其时，同盟会志士齐聚广州，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一周年，因此汪、陈的婚礼办得非常气派，观礼的人很多。

汪与陈：一个是水，一个是火

袁世凯上任后，聘请汪精卫为“高等顾问”，对于此等美差，汪精卫却敬谢不敏，他还辞去了民选的广东都督一职。汪和陈一心想去法国留学，对做官不感兴趣。

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璧君出尽风头。她不仅是仅有的妇女界与会三名代表之一，而且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开始步入政坛，还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作为同盟会会员，她参加的一次美洲之行，在海外华侨中为国民党筹资30多万元，创办黄埔军校的经费因此有了着落。

1925年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同年7月，汪精卫当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陈璧君也平步青云，成了令人仰慕的“第一夫人”。

汪精卫主持广东国民政府期间，蒋介石想与汪精卫义结金兰。但陈璧君对蒋没好感，特别担心汪精卫千辛万苦得来的大权被蒋轻易攫去。一次，她看到汪精卫在信函中称呼蒋介石为“介弟”，便数落道：“你愿意做他的把兄，我还不愿意做他的把嫂呢！”汪精卫听出了言外之意，于是顺从夫人另行起草，所谓的“兄弟情分”就这样被抛到了一边。

1926年，蒋介石气走汪精卫，将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6项要职抓在手中。其后数年，汪精卫东山再起，出任行政院长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但已退而居其次。陈璧君尽管贵为显赫的院长夫人和主席夫人，但较之昔日，总觉低人一肩，因此心下悻悻然。她另寻胜筹，为丈夫找补几许亮色。她开始居则富丽堂皇，穿则奇装异服，食则美味佳肴，热心社会慈善事业则只为猎取美名。宋美龄行事高调，夫人外交笑靥生春，陈璧君看不顺眼，妒意和敌意齐齐发作，免不了嗤之以鼻。于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政坛上掰腕子，陈璧君与宋美龄在后院中斗心气，两方面的戏份都很充足。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中央委员合影，汪精卫遇刺，但未伤及要害部位，逃过一劫。事后，国民党内部谩骂、质疑的声浪全部集中在了蒋介石身上。“九一八”事变后，汪和蒋的关系就十分微妙，他们一度携手合作，共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显然很难维持。而且巧的是，合影时蒋介石借故没有参加，他的嫌疑最大。

第二天，陈璧君强行闯入蒋介石的办公室，严词厉色地质问道：“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面对陈璧君咄咄逼人的质问，不免难堪，但也不便发作，还得反过来安慰她。但陈璧君毫不买账。

性格即命运。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性格正好相反，一个是水，一个是火。汪才思敏捷，待人温和，可办起事来瞻前顾后，缺乏魄力，柔韧有余，刚猛不足。陈璧君却是炮仗脾气，快人快语，勇决智断。汪精卫在政治上遇到重大难题，总喜欢与夫人商量，陈璧君也乐此不疲。久而久之，陈璧君养成习惯，事无巨细均要插手过问，令汪精卫的左右苦不堪言。汪曾说：“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而且是老同盟会会员，许多事当然要听她的意见才能决定。”这就等于亲口承认了陈璧君是其主心骨。陈公博是汪精卫的死党，他的议论颇具说服力：“汪先生离开陈璧君干不了大事，但没有陈璧君，也坏不了大事。”汪精卫一生不赌不嫖不抽，看来并非惧内所致，而是敬内所致。

“妇唱夫随”，汪精卫“逼上贼船”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打算以空间换时间，先避战，后抗战。汪精卫则力主和谈，他认为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与其以卵击石，不如委曲求全。汪的妥协论调受到舆论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内倒汪的呼声迅速高涨，蒋介石是幕后推手。汪精卫深知蒋的厉害，强争必然大败，他一度心灰意冷，决定退党赋闲。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手下的那些小弟，尤其是陈璧君，决不会允许他金盘洗手，他们要为他找寻出路。

当年，日本军方野心勃勃，意欲玩小蛇吞大象的把戏，从中国腾出部分兵力征服南亚和东南亚各国，于是请汪精卫出马收拾中国沦陷区。汪精卫深知这一步迈出，就算踏上了不归路，他迟疑不定，徘徊难决。召集手下干将周佛海、梅思平商议对策时，一旁的陈璧君终于按捺不住了：“只要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1938年11月，梅思平受汪精卫指派与日方秘密达成协议，初步拟定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行动计划。对于协议内容，汪精卫斟酌再三，并不感觉屈辱，尚能接受。但他是堂堂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若与日寇合作，必定名节丧尽。汪精卫的内心受到日复一日的煎熬，并不像后人臆测那样，一开始就急不可耐地投日。

陈璧君只认一个死理：蒋介石一手遮天，汪精卫形同摆设，与其这样，还不如换个地盘，另起炉灶。她见丈夫举棋不定，便再次越俎代庖，话说得很难听：“难道当汉奸也要坐第二把交椅？谁不愿意走，只管留下好了，我是一定要走的！”陈璧君去意已决，一把火烧掉了《日华协议记录》，消除隐患。梅思平赴港之际，她在饯行酒会上发飙，逼汪精卫表态：“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可要打定主意，不能反悔！”逼上梁山的事情会发生，逼上贼船的事情也会发生。汪精卫视陈璧君为主心骨，她拍了板，他也就豁出去了。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投敌后，陈璧君终于餍足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权力欲望。她网罗亲信，安插私人，不仅在党政部门布下众多耳目，而且倚赖亲属为心腹爪牙。1939年8月，汪精卫召开“国民党六大”，陈璧君的两个弟弟和妹婿、侄子、干女婿以及家庭教师全部当选“中央委员”，而后更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的显要官员。陈璧君将汪伪政权视为“家族公司”，打理起来自然得心应手。

权势最能扭曲人、异化人，使廉者贪，使清者浊，使智者癫，使勇者顽。陈璧君把持权柄，气焰日益嚣张。汪精卫只能苦笑着自我解嘲：陈璧君到了更年期，这些都是正常的。有时汪精卫与来客深谈，刚过约定时间，陈璧君就会推门而入，大发出逐客令：“你们该让汪先生休息了，有话改天再谈。”有时汪精卫设宴待客，饮酒正酣，谈兴犹浓，陈璧君轻咳一下，或叫声“四哥”，汪精卫就会放下酒杯。在众人面前，他对“妻管严”从未流露过抵触情绪，许多人都佩服他好涵养。汪伪政权中的那些官员对陈璧君畏之如虎，即便被她辱骂，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还以颜色。

穷途末路，落入军统圈套

1943年，汪精卫枪伤复发，胸背及两肋疼痛难忍，沪上名医为之束手，只好送往日本动外科手术。然而旧弹头的铅毒已经渗入骨髓，虽削去2/3的脊骨，仍无济于事。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高烧后陷入昏迷，医药罔效，一命呜呼。

汪精卫撒手而去，陈璧君顿失凭依，她将一张写有“魂兮归来”字样的纸条黏附在丈夫的尸体上，对自己的前景头一遭感到了茫然。昔日宾客如云、走卒如蚁的汪公馆，如今门可罗雀，陈璧君眼看南京不是安身之地，便去坟前哭别汪精卫，前往广东投靠两位胞弟。

此时，汪伪政权风雨飘摇，陈璧君已踏上穷途末路，等待她的是接连的坏消息。她的胞弟、伪广东省省长陈耀祖被爱国志士刺杀身亡，侄儿陈春圃见大势不妙，也挂冠而去。陈璧君唯有指靠妹婿褚民谊，请他出马主持广东政局。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国民政府”的老板已换成了陈公博，他对陈璧君的电函不以为然，理由是“民谊不能离开中央，有许多事要借重于他”。这个硬钉子把陈璧君碰得火冒三丈，她直闯主席官邸，一脚踹开陈公博的办公室，拍案狂呼：“汪先生一向待你不薄，你就这样对待他的未亡人！”陈公博深知今天若不让她满意，自己就无法过关。于是，陈璧君如愿以偿，妹婿褚民谊得以出任伪广东省省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日军无条件投降，陈璧君如遭雷殛，自知大限将临。轮到她向亲信训话时，好不容易才找出一套自欺欺人的说词：“慌什么，汉奸才发慌呢，我们又不是汉奸。我们的目的是求和平，现在和平已经实现，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有什么可慌的！”其实，这节骨眼上，陈璧君惶惶如丧家之犬，也只有褚民谊肯来跟她商量。陈璧君授意褚民谊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试探蒋的态度：“敌宣布投降后，共军乘机蠢蠢欲动，正三三两两潜入省防，不良居心昭然。愿谨率所部严加防范，力保广东治安，静候中央接收。”翌日，陈璧君让褚民谊再补发一封电报：“汪夫人愿为中央效犬马之劳，誓将广东完璧归还中央，盼蒋委员长训示。”两封电报发出后，如同泥牛入海。此时，广州城内，锄奸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陈璧君躲在寓所里，忧心如焚，一日数惊。

某些不待见的人，换个时候，就变成了救星。当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现身时，褚民谊如逢大赦。郑介民带来了蒋介石的密码电报：“重行兄：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处理。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兄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　 蒋中正。”褚民谊反复细读电文，将信将疑，但又不敢说出自己的疑虑，只向郑介民打听了赴渝的日程安排。

陈璧君为人骄躁，但她并不天真，读了蒋介石的电文，她疑心这是一个“请君入瓮”的圈套。但褚民谊比她乐观，一方面他认为他们有旧功可以折新罪，另一方面认为蒋介石会看在彼此反共目标一致的份上，给他们效劳的机会。陈璧君进退两难，最终，她靠一枚硬币卜定了自己的行止。陈璧君让人上街买了两筐刚上市的洋桃，准备带到重庆，一筐送给宋美龄，另一筐送给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请他代为缓颊说项。

然而，他们上了郑介民的当。陈璧君和褚民谊登车后，很快就失去了自由。军统特务将他们押送至南京，关在宁海路25号看守所。陈璧君沦为阶下囚。

拒绝特赦，要把牢底坐穿

抗战胜利后，汉奸逆案成为全国瞩目的重案。法庭上，昔日那些趾高气扬的汪府大员，一个个垂头丧气，唯陈璧君硬着头皮，拒不承认是汉奸，还厉声质问众位法官：“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若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东北、华北、华东沦入日本人之手，还不是蒋委员长拱手相让的！当初日本人进攻广东，国府大员闻风而逃，你们何曾尽过守土之责，这难道也是汪先生的责任？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倡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汪精卫投靠日本是汉奸，蒋介石投靠美国英国是不是汉奸？”此言一出，法庭大哗。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当庭宣判时，她大声抗辩道：“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苏州，将陈璧君从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移送到公安局看守所。数月后，陈璧君被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其余生的最后十年便在此度过。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与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特意为陈璧君说情，请求特赦陈璧君。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陈璧君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道特赦令，将她释放。”

当晚，宋庆龄与何香凝经过一番斟酌，由前者执笔，给陈璧君写了一封辞情恳切的信：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你的自由。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的意见，好姐妹，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

谨此敬颂大安。

庆龄（执笔）香凝

1949年9月25日夜于北京

陈璧君并未欣领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善意，她回信婉拒，大意为：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先生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死硬的陈璧君真就把牢底坐穿了。不管你是否认定她是汉奸，你肯定会对她饰演的硬派角色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样硬气的男人尚且不可多得，何况她年老多病呢。